杠杆配资业务 Franz Rogowski 追胡萝卜的驴｜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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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他会如此准时，独自一人出现在公寓楼门前。

那时我正打算在拍摄前抽支烟，消磨最后几分钟。门口那种典型的带有圆形玻璃的白色单元门后，一双熟悉又稍显陌生的眼睛透了进来，眼神里带着一点试探的好奇。

“哇，是这儿啊，那我先去把车锁一下。”

他说完转身，将那辆拖着巨型货斗的折叠式货运自行车停到路边锁好，又慢悠悠地走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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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z Rogowski（弗兰茨·罗戈夫斯基），德国演员，早年时是舞者，因为“Transit”（《过境》）、“Undine”（《水漾的女人》）、“Great Freedom”（《伟大的自由》）以及最近的“Passages”（《过道》）和“Bird”（《鸟》）被大量影迷关注。他常被邀请扮演那些沉默的角色：对白越少，镜头越舍不得移开。

他身上没有那种“登场感”，反而像是刚刚从某个平凡的生活场景中抽身出来的人，像一件刚刚洗净晒干的灯芯绒长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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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这次拍摄试试看保留整脸胡子的造型，因为接下来要出演的一个角色是拜占庭时期的、被困在岛上的养蜂人。”开始化妆后，我带着方案去找他聊。他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又望向镜子中我的镜像，说道：“我认真读完了你写的几个方案。之前大家总希望我跳舞，我也明白那种身体语言在镜头前很有效。但这次的‘复写羊皮纸’方案，确实更像我自己，它恰好和我处理角色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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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面简单的墙，一把简单的椅子，一支可擦的记号笔，就着一日不错的天气，Franz 如常开始了他自己的独角戏。

“我的一只耳朵听不到，”余光瞥到我们其间停下来讨论着什么的时候，他好奇地望了过来，“如果需要和我说什么，可能需要大一点声音。”这时候他的其中一只手已经被写满了相似的文字。“我通常会把角色的台词在无数张纸上不断誊写，”Franz一边用绿色的签字笔在手上涂抹着，一边和我说道，“直到整张纸已经模糊到看不清任何文字，这个角色就成为我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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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择了绿色作为描绘他的颜色，浓但清爽，淡却有力。在公寓逗留的最后一点点时间，他洗了个澡。我记录了他洗掉身体上颜料的过程：黑色与绿色混合的液体顺着身体上的清水流过排水口上的金属滤片。

“所以这卷羊皮纸是新的了！”我打趣地说道。

“还是有些印迹洗不掉的，但它也将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说着他对我用表情示意确认我是否拍完了想要的画面，并且招手示意他该要完整地洗净自己了。

“那我就不留在这里看你洗澡了，一会儿书店见！”我笑着关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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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z的父亲手部关节炎，“因为断食对抗炎症和自体免疫反应有帮助。”Franz说，“我决定陪父亲一起断食试试看。这次尝试还是挺有趣的，值得；但真的很痛苦，太累了，而且在健身房完全没力气。我真的不能在没有碳水的世界里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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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Franz在电话采访后再次见面的时候告诉我，他们的断食最后一共坚持了六周。那之后，父亲戒掉了白面制品，成为“半生酮者”。

“我还是没办法这样生活，我太爱吃大分量的食物了。我的货物自行车筐经常被我塞入大量的食物：我曾经尝试塞下10个香蕉箱。当然，因为不爱出门，有时候如果工作太累就懒得烹饪干脆不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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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那天转景的间隙，我们成功诱惑他吃了一盒牛油果寿司：“好吧，我今天结束之后会继续断食，我只是觉得我父亲在家挨饿令我觉得我在作弊。”

他笑着拿起寿司在我旁边坐了下来，掰开一双筷子，“是要说‘我要开动了’吗？”

“你们别都坐在地上啊！桌边还有位置的。”随之而来的是制片人的尖叫。

我常想，如果哪天我搬到柏林，大概率会选Neukölln住下。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选Mitte，我每次都会给出同样的答案：“我想要离我最爱的书店Motto Berlin稍微近一点。”

这次拍摄的下半场也选在了Motto。蓄着大胡子的店长Alexis平时从不把店借给时尚杂志拍摄，除非是艺术杂志的报道。“直到看到Franz Rogowski的名字出现在邮件标题上的那一刻。”拍摄完在旁边酒馆小小叙旧的时候，见过大风大浪的Alexis偷偷和我说，“我太喜欢Franz了，看了他的每一部电影，喜欢他那复杂又简单的表现。如果有的人是靠努力成为好演员，那他一定是天才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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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平时都在骑共享电单车吗？”Franz看着我从一辆绿色的电动自行车上下来的时候说，“我在想要不要办个共享单车的会员，或者干脆买辆电动车。记得当初街上刚开始出现电动车时我就觉得，那是给老人或懒人准备的。因为运动的意义不就是克服阻力、用身体去做事吗？但这几年你会习惯在街上被各种电动车轻松超越，于是你就……嗯……”他看着我刚关停不久的电单车很快被下一个人扫码后骑了上去，似乎有一些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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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开始想，也许下一代会看着我们说，‘他们干嘛要毁掉自己的骨盆？毁掉膝盖？撕裂半月板和脊椎？为了什么？’所以我有时会想，我从小对于‘运动’这件事的定义，会不会在下一代看来变得很陌生，甚至可笑？”

在近十年前的一次采访中，Franz曾经形容自己是“donkey chasing a carrot”：他并非一味被外界驱动寻找目标，而是主动把“胡萝卜”往自己想走的方向引导。这似乎和他选择作为演员的职业生涯一样，比起追名逐利，更想要寻找每一个时间点上自己更想要的体验。

一见到书店里成堆的书，这只“追着胡萝卜的驴”似乎变成了小朋友看到糖的样子，整理好衣服后就蹲下来翻看起每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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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概率会被诊断为重度注意力缺陷（ADHD），”提起学校经历的时候，他说，“在我的教育背景里，一个问题就应该有一个标准答案。而创作的世界里，似乎一个问题可以没有标准答案，甚至不需要答案。问题本身就是机会，而解决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

“我其实对中国挺感兴趣的，从来没有去过，也并没有机会可以更完整地了解过：在我的印象里，中国的贸易体系、文化体系……一切都不必像欧洲国家这样互相依赖，更像是一种经过构架出来的、自洽的交易体系，或者自循环系统，你觉得这和最近的发展有关吗？”他说着说着，像个书呆子一样自己开始研究起来，然后似乎想到了什么，渐渐停了下来。

“我不知道……我每次认真聊天的时候其实都有点害怕。因为我总担心自己会后悔，或者太感情用事，或者显得太……幼稚！”

临行前，他推着自行车慢慢远去，回头时又向大家挥了挥手，目光一一扫过每一个人。那眼神让我再次想起清晨透过圆形玻璃所见的那一瞥：正如某篇采访所说，那是一种“他有一种像是华金·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的某一种变奏，有着一种迷人的、近乎脆弱又带着渴望的神采”。

我搬来柏林的理由似乎也随之增加了一个。

《时装男士》对话Franz Rogowski

时装男士：你曾说过，你进入一个角色时，会不断地抄写台词，直到这些词语开始重叠、模糊成一片黑色。一旦这些字变得无法辨认，它们就已经进入了你的身体。你会把写作看作进入角色的锚点吗？

Franz Rogowski：是的，我会这么看。角色在最初对我来说是陌生的，甚至有点让人不安。我知道自己即将开始靠近这个角色，而这通常要花上一两周的时间才能真正启动。之后，在开拍前的六到八周里，我会通过绘画、写作、思考和涂鸦的方式去接近这个角色。

我不是那种会为角色建立心理档案的演员。我更倾向于接近编剧和导演的角度。当我阅读剧本时，我会思考动态关系、场景的作用以及某个机制在角色碰撞时的潜力。我喜欢这些小小的戏剧性时刻，亲密、误解的瞬间，把它们看作独立的事件，像是一次次“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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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角色构建方面，连接各种片段的往往是某种身体性的东西，一种在空间中移动的方式、一种姿势，有时候是一种与物体、自然、地板、重力或家具之间的关系，这取决于具体的角色。

时装男士：在你进入角色的过程中，是否会有一个特别的时刻——一个你感觉“离自己很近”的时刻？

Franz Rogowski：这问题太大了，我真的不知道。日常生活中我也一直在努力靠近自己。我是个取悦型的人，同时也是个旁观者。我喜欢在外部观察。但在准备的某个阶段，你会陷进去，知道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这会产生巨大的能量。

当你真正进入片场，开始与那些陌生人工作，一周左右后，你们就能在几乎不说话的情况下彼此理解。那时我会感觉自己离“我自己”很近，是个很快乐的状态。就像一匹马在田野里拉着犁前行——这正是我最终想要的。

我想让人开心，想成为团队的一部分，想每天都做出创造性的决定。

时装男士：你曾是舞者，你觉得舞蹈与表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Franz Rogowski：其实我并不会刻意去找它们的不同。也许在最初我还在跳舞的时候，我会觉得需要转换一下工作领域。因为我所处的舞蹈剧场环境并不需要我迈出下一步，去主导一个故事或担任核心角色。我合作过的舞台导演往往会让演员在一个构成丰富的团队中共同营造氛围，然后让演员走到前台讲出独白、推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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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式曾让我满意一阵子，但后来我感到越来越沮丧。骨头受伤、肌肉酸痛、背痛，却并不是每一次的表演都能获得正向反馈。所以在起初，我渴望接近导演，想要深入了解故事的核心。如果我早些年有机会跟更有趣的编舞合作，也许我会继续当舞者，甚至自己成为编舞家。

不过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在我生活中一直存在。

我有慢性背痛，这对我影响很大。我还有部分听力障碍，右耳完全听不到，左耳听力只有25%。我倾向于在词与词之间的“静默”中去表演，而不是依靠那些必须说出口的台词。但也许正因为听觉受限，我发展出了其他的感官作用，比如更好的视觉、更敏锐的直觉。

静默与身体性更贴近我，让我在角色中感到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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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正在演出的剧本更在乎情节的发展，并且将角色的成长放在次要位置，简单的表演也许够用了：穿着酷炫的衣服、演着刺激的动作场面。但如果你更关注创作者的“作者性”，他们是否为你创造了一个完整的90分钟世界，那对话和场景就应该更有张力，语言应包含矛盾和错综复杂的感情。可惜的事是，并不是每一次的表演都可以参与到这样的角色。

我热爱语言和表演的世界，但很多时候，并不是每一部剧本都会是围绕角色细节发展的。

时装男士：出演过的这些角色，会随着时间积累在你体内吗？表演结束之后，你会努力从角色中释放出来吗？还是会让他们变成你的一部分？

Franz Rogowski：我会让角色成为我一部分，但说实话我也没有太多选择。他们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了。

不过，我很擅长“放下”。一部戏演完、拍摄结束后，我可以很快地前行，不会让角色在我身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久而久之，这样的生活方式会留下痕迹。因为你常年在外工作，生活节奏不固定，没有朝九晚五的工作，也没有一个稳定的团队或社交圈。尽管电影行业的人都习惯了和陌生人短暂亲近，然后再各自离开。长此以往，会带来强烈的孤独感。

当然，如果你做的是“普通工作”，也有可能让人感到精神崩溃、被磨损。所以我很难说，如果我不是现在这个身份，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然而，这些角色，不，我所参与的这些个“体系”，正在让我失去一种“匿名”感。

比如，当有人在街上多看我一眼，尤其带着好奇的眼神时，我会立刻联想到参演过的电影，然后开始怀疑对方是不是认出了我或者我的某个角色。久而久之，这种感觉也会变得习惯，甚至偶尔会期待被人认出。

有时候它像是一种“强迫症”或“病态反射”，有时候我则会去想：“会不会是我自己总觉得别人看过我的电影，但其实他们根本没看过？”

时装男士：当你不断进入他人的角色，你是否觉得自己仍是一个完整的人？还是像被各种残余情绪拼凑起来的身体？

是的，我在读剧本、和导演沟通的时候，确实常常觉得自己被各种“补丁”和碎片构成。你得把这些陌生甚至很“沉重”的材料转化成属于你自己的、熟悉的、可用的东西——变成某种私人而非理性的形式。起初你面对的是一堆信息，它们都有特定的功能。而角色的边界往往太清晰，你需要剥掉那层“明确性”，为自己创造出一种尊严与神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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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切顺利，这些“补丁”“碎片”最终会变成非常主观的东西。你能在自己的内心视角与外部世界需要你完成的行为之间进行某种“转译”。比如说，你要对一个坏人说一句狠话、先开门、最后关上一个盒子；这是一个情节的时间轴切面；而让这个切面丰满成立体体积的，是你如何说这句话、如何关门，以及创造了什么样的节奏和情感连接。

所以，尽管它们是“拼贴”，为了要让它在某个时间段里活在体内，是无法把自我完全剥离的。

时装男士：这会让你感到被掏空，还是反而充实？

Franz Rogowski：创作和表现的过程有时候也会让人感到耗尽，有时候又会带来莫大的充实感。它有时像一头猛兽，也有时非常简单空洞。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自己，以及你如何通过人与人的连接创造意义。我认为这与“时间”有关。你花的时间越多，连接就越深。有时候也完全是零准备，只要你敞开、好奇、脆弱，而对面正好有一个知道如何引导你的人。

比如在泰伦斯·马力克的《隐秘的生活》中，我有一场表演我非常喜欢。一般我很难看自己的表演，但那一段完全是即兴的。拍摄前五分钟，Terry 会给我几页纸，有时他会走过来在我耳边低语，改变我整个语气。我们会发现一处光线很美的地方，就自然而然引导镜头过去。

所以我想，这真的要看情况。有时你可以选择，有时则是完全被掏空的状态。